“一二·九”学生运动发生在1934年，当时日本已经开始侵华，而国民政府采取不抵抗政策，因此激起了民众的抗议，在这个背景下，“一二·九”运动爆发。这次运动是共产党间接领导推动的、以学生为主体的运动，提出了奋力抗战的要求。

接到这次的重大历史题材创作任务，我就认为，这场运动自身所体现的“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精神应该是我这幅作品的精神主题。因为“一二·九”抗日运动虽然遭到国民党当局的残酷镇压，但学生的爱国行动在全国得到了响应，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

我由此确定，这幅作品的审美定位应该是崇高的、波澜壮阔的。根据这个核心的审美定位，我从构图、造型、笔墨和色彩四大元素来突出主题，进行创作，用半个月时间进行草稿的拟定，后来用几个月进行调整。

这张成稿跟草图已经有很大不同了。我采用的是对称式构图，以形成一种纪念碑感、仪式感，这样能产生强烈的崇高感，一种精神上崇高的联想。在造型上，采用的是写实造型，通俗地说，是一幅写实水墨人物画。笔墨最能承载精神，从创作到成稿，我对笔墨有一个有意识地调整和自觉选择的过程。我平时的笔墨水分比较大，属于比较洒脱、俊逸的形态。不同的笔墨形态能够透出不同的审美感觉，而大型创作因为篇幅等原因，必须对笔墨进行调整。

我在以往的创作中对历史题材涉及不多，在这幅作品中，我的笔墨样式整体上比我平时的作品要平实得多，保留了我在用笔上的书写性、写意性。我将线条的密度加大，一方面使得画面的骨架十分结实，也为以后加工留下了创作空间，可以反复积染。这么一来，作品成稿时，我对最后的效果很满意。在色彩语言的运用上我也下了不少功夫。

就整体而言，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工程这个项目自筹备以来，质疑声一直很多，有人认为，中国画应该只追求审美，重大历史题材的思想负载会削弱国画的艺术性，甚至有画家或评论家认为中国画本身就不适合进行重大历史题材创作。我很质疑这些质疑声的立场，他们大多是站在文人画的立场上拿文人画的标准来衡量这次创作，崇尚写意性和涂鸦。立场不同观点就不同，虽然文人画是中国画一个很好的传统，但其实是一种“书斋艺术”，是文人墨客茶余饭后的消遣，这也是从我国古代一直延续下来的一个传统。也因此，古代少见历史题材作品。

直到上世纪初叶，中国画领域出现了写实水墨人物画，并且得到了很好的启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较大的发展。这是因社会需要而产生的，轻易否定写实水墨人物画的艺术价值、思想价值等是没有道理的。从另一角度来说，参与重大历史题材美术作品创作，这是人物画家推动社会进步、参与社会文化建设的表现，而这正是艺术家很重要的一个社会功能。

如今的社会是一个通俗文化泛滥的社会，通俗文化缺乏提升人的精神，这种艺术生态的不平衡恰好可以利用重大历史题材美术创作进行矫正。

我在笔记里给自己定下了六条基本原则，我称之为“六法”：一是要有壮阔的精神气象;二是要有崇高的审美意境;三是要有深切的人文关怀;四是要有典型的地域特点，这次题材虽有典型的时间，但没有典型的地点，因此我特意把老北平的前门楼子画在了画上;五是真实的情感再现，设定不同人物性格在“一二·九”运动中的反应(在画布的中间我画了三个中国女学生，一个是穿着布袍子的工农子弟，一看就是一位优秀的学生领袖，她是坚定的革命者。另一个则出身名门，性格平和，眼神透着怯意。而戴着眼镜的个头比较小的女学生则描绘出了一个可爱、活泼、人见人爱的形象。不同的形象避免了人物的概念化，加大了绘画的情感含量。);六是要有大胆的艺术追求。写实水墨人物画自然是以现实主义为主，追求真实的场景再现，在这幅画中，描绘了三组人物、三组场景，一组是学生等上街示威游行，一组是军警镇压学生的情景，一组是民主人士。三组人物的组合并非一个瞬间的真实再现，比如民主人士中的“七君子”当时是在上海那一带活动而并非在北平。“一二·九”运动也有一个时间过程，这种不同时空的组合并没有完全遵循现实主义的原则，加入了爱国民主人士被镇压的内容，从而加大了作品的容量。这就是我对这张画给自己规定的“六法”。